胡适写了一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摘自：细说民国大人物

1914年，到美国仅4年的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撰写了忧患不已的《非留学篇》。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开头四句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亚丹谈话中论及国立大学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 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 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说:“国无海军， 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 -家人不认得一家人。 ”“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 -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在写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 - -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 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 --我最怕的是一 个猜疑、冷酷、 不容忍的社会。 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 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 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 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适很诚恳的对国人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管真正有教育。

胡适写了-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 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工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妙并无好感。有一-次, 朋友宴会后要大家题字,梁实秋偶然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适看了大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正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首诗加以规劝。 诗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 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 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 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銩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 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 -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 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 引用了 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 -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 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