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丰子恺丰新枚的父子两地书换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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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1947年在散文《胜利还乡记》中这样写到：我带了六个孩子（二男四女）逃出去，带回来时变了六个成人，又添了一个八岁的抗战儿子。倘使缘缘堂存在，它当日放出六个小的，今朝收进六个大的，又加一个小的作利息，这笔生意着实不错！

这个八岁的“抗战儿子”，就是在逃难途中诞生于桂林的幼子丰新枚，亦即日后常出现他画笔之下、书信之间，充满爱意与童趣的“恩狗”。

抗战“赚回”的儿子

丰子恺在作于1934年的《取名》一文中，以轻松诙谐的笔调详述了几个子女名字的由来，皆由岳丈所赐，各有出处。“生到阿六时，我家子女稍稍嫌多了……及至阿七，家人更不再热盼，外公给她取名一宁，是‘得一宁之’之意。”文末作者终于舒了一口气，暂缓了“子烦恼”： “一宁总算听外公的话的，今年五岁了，没有弟妹。”一宁即生于1929年的幼女丰一吟。孰料将近十年之后，“一宁”的幼弟“恩狗”于抗战风云中姗姗来迟。

他为尚在腹中的幼子写过一篇散文《未来的国民——新枚》，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新枚”这名字在作者流寓汉口时就已萌芽。在散文《中国就像棵大树》及同题漫画中，有“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之语，他拟为即将出世的幼子取名“新枝”，后经长女陈宝建议，“新枝”似不如“新枚”更雅，新生命由此得名。

1938年10月24日，新枚于广西省立医院出生。

“恩狗”是新枚的小名。丰子恺这位格调高雅的艺术家为何会给幼子送上这么一个听上去有点古怪、又带点戏谑趣味的小名？据丰子恺外孙宋雪君回忆，其中并无什么深刻古奥的典故，仅仅是因为小孩子发出的声音，带点哭又带点叫，做父亲的于是将计就计地叫他“恩狗”。

后来孩子长大了一些，觉得“恩狗”实在有些不雅，就改称“恩哥”。“恩狗”和“恩哥”的称谓交替出现在这组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47帧“恩狗小时看的画”中，可知画家在立意构思之时，主人公“恩狗”就是最初预设的小读者。

这组画生动地记录了4岁左右的“恩狗”的相貌穿着和童言趣事——天暖时常着背带裤，天冷时则常戴一顶红色小帽、身穿青色棉袍。其中第一幅画的题款为：“恩哥拿一根红绒线来，说；‘阿姊！做个帽子给先姊家的外甥戴。’”这里的“阿姊”即丰子恺幼女、年长新枚九岁的一吟，在丰家的诸多子女中，两人年龄差距最小，关系也最为亲近。十几年后的恩狗离沪赴津上大学时，丰子恺还曾于信中感叹：“这个姐姐是在喜欢你。你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她。她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你。”至于“先姊家的外甥”，则是丰子恺次女林先的长子宋菲君，出生于1942年，仅小这位舅舅4岁。小舅舅已知疼爱外甥，有情亦有趣。

这47帧画作多数能“置身事外”，专注于表现儿童世界的谐趣。孩子间友爱的游戏、无害的争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顽皮的逞强、强烈的好奇心、直白的困惑等种种形状跃然纸上。从其中几帧的记录来看，恩狗幼时的牙齿大概是不太好的——去父亲的朋友家玩，他以为是去看牙，和阿姊躲到岗亭后面，真的被带去看牙时，怕疼的他却能故作坚强：“恩狗一声不哭，但两只手和两只脚发抖。”恩狗最要好的同龄小友是隔壁的佩贞，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丰子恺早年的散文《华瞻的日记》，其中的郑德菱与佩贞何其相似。只是此时这篇散文中的两个孩子都已“出了黄金时代”，成长为二十左右的青年。恩狗与大哥华瞻的幼年时代相映成趣，在父亲的文与画中留下水晶般的童年印记。经年易代，折射出这位父亲对儿童不曾改变的爱与崇拜。

其中仅有的两幅与战争直接相关的画作令人印象尤其深刻。一幅题曰：“警报解除了。爸爸前头走，满娘后头走。阿姊、佩贞、恩哥拿了芦花中央走。”另一幅题曰：“逃警报的路上，水里一个石头堆，像一只船。我们跨上去，作者看水。阿姊拿着司的克摇船。”这哪里是在逃警报？简直是诗意的郊游。正因对生命的珍爱，丰子恺才不愿把有限的岁月搁浅在无边的忧惧中，当真契合了他“不宠无惊过一生”的人生哲学。

这组画约始作于1942年1月。受校长竺可桢之邀，丰子恺这一时期在西迁的浙江大学教授艺术教育、艺术欣赏及新文学等课程。三四岁的恩狗正是个性初显、活泼可爱之时。自1937年底自家乡逃难而出，全家已颠沛四年有余。恩狗不幸生于战中，尚在腹中就要跟随全家流离迁徙，然而他又是无比幸运的，周围不仅有常愿俯身耐心听他儿语的父亲，又有阿姊等诸多兄姐的关爱和佩贞等小友的陪伴。他自小接受了天然的“爱的教育”，为其今后健全人格的养成打下了富有温度的基础。

“经济报告”

1959年，新枚考入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暂别了温暖的家庭和熟悉的上海。也正是从这时起，直至1975年丰子恺去世，这对身处异地父子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密集通信往来。

新枚的到来“打破了十年来的家庭岑寂，改动了十年来固定不易的家庭的章法”，逾二十年后，丰子恺在给离家求学的新枚的第一封信中又坦言道：“你的出门带给家里很大影响，从此以后我家简单化了。”此时丰家的其他几个子女几乎都已成家立业，新枚的暂别带给这位慈父难言的寂寞和无尽的牵挂。“客堂里的钢琴也在等你归来。你离去之后，这钢琴没有一个人弹。”在通讯欠发达的年代，他会因稍迟几日接不到新枚的信而惴惴不安，因怀恋而不忍擦去新枚写在家中黑板上的诗句，叮嘱其骑自行车时务必注意安全，事无巨细地在信中向他报告家中的变化——“猫伯伯”也胖了许多。

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逐渐显露出博学而谦逊、敏锐而单纯的个性。据新枚的高中同学回忆，他不仅各门功课优异，爱好广泛，且像他的父亲一样，慷慨无私、乐于助人。他的外语尤其突出，能将唐诗译成俄文，连老师都要与他交流探讨，业余时间，他还是个天文爱好者，身体素质极佳，跳高成绩常会超过三级运动员的标准。他的那辆捷克产的宽胎自行车在当时绝对属于奢侈品，可他却从不吝惜，后来干脆做了班上的“公车”。擅长手风琴的他还主动将琴借给喜爱音乐、又无力买琴的同学。后来那位同学成了钢琴教师，自然离不开那架手风琴的启蒙之功。

1949年后，鉴于丰子恺的崇高声望，国家聘他担任上海画院院长。画院院长的工资是每月220元。身为全家钟爱的幼子，新枚的物质生活当在无忧之列，丰子恺寄款时却十分注意影响：“本想邮汇，恐你在校中招摇，故违邮章封入信内。”新枚同父亲一样，重精神而轻物质，在入学之初的家信中就十分自律地做了“经济报告”，限定每月开支。名人之后的光环和相对宽裕的家境不仅未养成新枚骄奢的习性，反而令他行事更为低调，以致节俭得让父亲反复劝导：“我们家决不会穷到如此程度，所以你不必限制每个月的开支数。”

生活之外，新枚的学业也是父亲十分关切的对象。在写给赴津求学的新枚的第一封信末，他不无严肃地指出：“只是你至今还未背诵出《伊吕波歌》，所以我现在揭下你床头那张纸，随信寄去，务必背诵出来。”

丰子恺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翻译家，在他眼中，语言只是一种工具，需尽快掌握方能借以从事其他工作。新枚更是青出于蓝，精通英、日、德、俄等多国语言，不仅长于翻译，日后更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对外知识产权专家。

父子间的“诗词大会”

新枚从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硕士毕业后，本拟出国深造，为此还自学了捷克语。但适逢“文革”，父子二人都很失意。新枚被派至石家庄华北制药厂当了一名工人。

丰子恺开始了与幼子间更加频繁的书信往来，这些通信中，既有父子间的情感交流、惦念与关心、对早日“解放”重获团圆的渴慕、间或闪回过往人生的经历和感悟，又常做诗词联句、全仄诗等丰家人的“高级游戏”，如举出一字，父子俩便将脑海中的有关诗句落诸笔端，直至文思暂止，期待对方接续。有时的通信甚至几乎无他，而以诗词联句填满整页信纸，宛如一场绵延数年、无关输赢的父子间的“诗词大会”，在孤寂思念的岁月里，营造着精神世界的家宴。

丰子恺对新枚“单车载酒游保定”的计划十分支持，对其自制色拉葡萄酒、修自鸣钟、装铜滴漏壶、安装电灯等举动也多加赞赏，并戏言“可以转行，也可得五十元。”

在父子俩看来，即便在物质贫瘠、精神受限的境况下，也要保持内心的从容和一颗有趣的灵魂。

在那段时间，丰子恺抱病坚持完成先师遗愿《护生画集》、写作《往事漫忆》（即后来的《缘缘堂续笔》）、翻译《大乘起信论》《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等。这些工作，多半是凌晨起床在阁楼上完成的，幼子是他秘而不宣的第一读者和可信赖的作品保管者。

晚年的丰子恺曾在信中自述一梦，说：“在世上与你还有一二十年的父子情分呢。”然而这一次，一生信守承诺的丰子恺却“食言”了——在1972年底方被作为“内部矛盾”宣布“解放”的他，仅在不到三年之后即驾鹤西去。

本文原发《名人传记》，作者李玉俐，经授权转载。转载时有所删改。